近日我出左一個FB Post，表示唔同意張崑陽的睇法，然後有位朋友留言認為：事後的解讀比投票本身更重要。我對於呢個觀點很感興趣，也引起我各樣反思，而正因為係隨心所寫，隨手落筆，本文無中心思想。關於回應我朋友的睇法，我並不否認「解讀」的重要性，但是我不認同「外在解讀」會比「投票行動」（包括有效票/白票/癈票/杯葛）本身更為重要；甚至乎我會主張不論你的決定如何，跟據我們香港人的處境脈絡下，「外在解讀」成為不了你決定「投票行動」的考慮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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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讀或評價，必然從某一方評價某一方，「A 認為 B 是對的」，「C 認為 D 代表某樣意思」； 當然，雙方可以係同一樣對象，「我認為我是對的」。要留意，於此我有一個假設：評價是相對的（至少在討論我們這個問題下）。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某一些事件具有不存差異的客觀解讀，我無意深入探討客觀與相對的問題。然而就算是相對的評價，並不代表全部的評價具同等影響力，例如你對投票結果的解讀和報章對投票結果的解讀，相比之下又有誰會在意你的意見？難道你口中的不屈不饒比對得上他們口中的砸腳石頭嗎？難道你眼中堅強的人不會成為他們眼中的癈青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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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不能控制他人的解讀，於香港的處境之下，我們深知道政府的解讀必然與我們心中的解讀相背而馳。這正是我提及的香港人的處境脈絡，無力感。政府高調的打壓，宣傳，以及黨報機器日夜不眠的運作。那是永無此境的壓力，一切結局都是命運注定，一切的反抗都顯得微不足道；猶如必然將至的死亡，不敢直視，又不能逃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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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Though wise men at their end know dark is right,
Because their words had forked no lightning they
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.” 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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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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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發人深省的思考點，猶如望見西西弗斯的反抗，振奮人心。套用卡繆的講法，這是一種荒謬，荒謬來自於我們所追求的價值與難以接受的悲劇命運相衝。一方面我們追求幸福的生活，包含公義、自由，另一方面我們面對的高牆會把聚光燈照向我們，被瞄準，被擊落，當我們越反抗追求幸福的生活，就越失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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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我們應該聚焦現有的，反正將來的事我們不知曉。假若我一打從開始就沒有追求，那殘酷而又將至的命運又能耐我什麼何？若結局是必然的悲傷，那就以麻木面對吧。只要麻木，那自然稱不上是痛苦；只要忽視，命運的波浪自然與我擦身而過；只要沒有痛苦，那生命就迎來必然的幸福；其餘一切都是徒勞，了無意義。及時享樂、犬儒、虛無主義，任你用各樣的名字稱呼他，那都是人失去希望後自然的推論。諷刺地，卡繆認同的確這是一種幸福的生活，猶如河中的碎石，麻木，不被流水影響，然而這是石頭的幸福[1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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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我們應該要堅持希望，只要希望一直處於未來，那我們必不跌倒。這一種人可稱得上為求道者。誠然，沒有希望的人就好像死了一樣，或更準備地說，好像喪屍遊魂，存在但了無目的。希望具有強大的力量，我們甚至可以想像一個被核子彈摧毁的文明能依靠希望重建；對，希望比核子彈更具威力。那是自人類出現開始就伴隨我們的盔甲，也是我們自有用來對抗命運的長矛。然而長矛存在本身是毫目無的，長矛本身不會選擇飛往的目標，甚至沒有戰爭的地方，長矛只是一支修飾了的木棍。要留意希望是不能被理解的，如果一件事能夠被把握，那就不是希望，那只是推論或已經確立的事實。希望不存在於我們身邊，他永遠站在我們的對面，我們的前方，要求我們追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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荒謬的人拒絕希望和麻木。一切都由荒謬的方程式開始推論，即是他所追求的價值與世界的衝突。荒謬並不存在於「我」或世界其中一方，而是存在於兩者共處的之間。荒謬的人所存活的宇宙都以此為起點，因為這衝突是他確切地感受到，比一切規則理論來得實在。由他向世界發出「怎麼會如此？不應該是如此的！」的聲音，可是換來的卻是世界的沉默，這就是他第一次感受荒謬。若然心智停留於它自身所希望的世界，猶如求道者以與希望之間的追逐遊戲來支撐傾斜的宇宙，那麽一切都是安然和統一。然而當心智邁開了一步，這個以遊戲支撐的世界就崩塌了，散落碎片及絕望，這個世界不可能再重建為我們當初感到熟悉的宇宙[2]。站立於戰場的戰士，一但失去長矛，就會立即驚覺「要死了嗎？我為什麼在這裡？」；若然他選擇以被卸去盔甲的身軀迎向高牆，那必要是有些什麼在驅使他，某種比希望更具生命力的價值；又或者他意識到他一直要迎往的不是遠在天邊的長矛，而是他面前的高牆。這正是荒謬的人。所以荒謬的人不能理解以希望為w 生的人，因為至少他就是誕生於希望破滅的一刻，而眼前荒謬的衝突比他所曾經追逐的希望更真實，他豈能聚焦於遠處的希望而忽視明明擺左眼前的荒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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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然而，如果知道人生是荒謬的，便沒有人會活下去，除非他努力地將意識所發覺的荒謬擺在眼前。否定生活的對立就是逃避它。放棄意識的反抗就是逃避問題。」[2]。這正是荒謬的人與犬儒分道揚鑣的路口。荒謬的人只會確立荒謬的存在，他清楚看見衝突，但不認為荒謬要被支解或忽視。我們直覺上可能會認為，人對世界的麻木就是反抗命運的一種方法，然而這是錯誤的[2]。麻木只是試圖從荒謬方程式中把人所追求的價值抺去，不再追求，就沒有衝突了，麻木試圖脫離荒謬，但同時也代表逃避生命。麻木會架起高牆圍起自己，外邊所有人的哀號他聽不見，只待自己在城牆內孤獨地等待終結。麻木只係自殺的輕量版，是敵視生命。荒謬的人意識到荒謬不能逃避，荒謬是真實而明明確確地存在著，如同物理現象般不能被否定，生命就是荒謬，活著就是活出荒謬；要堅守荒謬的方程式，那他必不可放棄自己所持守和追求的價值，並盡可能面對世界，因為那是方程式必不可少的養分。那麽荒謬的人就唯有窮盡一切，進入永無止境的反抗，「因為他知道，在意識中，在日復一日的反抗中，他證明了他的唯一真理，那就是挑戰。」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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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Grave men, near death, who see with blinding sight
Blind eyes could blaze like meteors and be gay,
Rage,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.” 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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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沙頭角轉大彎到北角，我想說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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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都唔知。講到興起，繼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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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我們回到起初討論的題目上，張崑陽的睇法和我朋友的回應有幾點我很在意，容我於此粗糙地重組，就是：「為何「外在解讀」能左右我「投票行動」的決定？」特別於今次投票的環境下，包括張崑陽自己都說政權詮釋必定會說好不說壞，又何以用回同樣的邏輯來支持白票唔得、要杯葛？如果要製造一面倒的數據，那反抗者就要假扮犬儒進入杯葛的數據圈子來壯大聲勢嗎？或會有人話這是策略考慮，取易不取難。然而這令我感到更反感，既然投票過後都要爭奪輿論，政權化淡壞事的招數都是可預見的，那麼我的投票決定於這環境下變得不相關的。爭奪輿論和投票行動兩者是並行而無衝突。為何是杯葛而不是白票？制度不承認白票，計癈票個大數不行嗎？老實說，如果我把他的文章題由《白票不是選項 杯葛選舉刻不容緩》改成 《杯葛不是選項 白票選舉刻不容緩》，套用他的邏輯，刪去「剩下的人就選擇留在家中不參與投票。這絕對是最不理想的狀態。」那一段，好像也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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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想深一層，張崑陽的說法其實很乎合現代人的想法，以成功或失敗的因素考量，如何以最有效的手段達成。或許以上的都只是我雞蛋裏挑骨頭，我最反感的只是要追求同一的現象，為了要達成某種手段所以必然地向著某個方向，追逐希望。荒謬的反抗應是自由的，甚至乎一個堅固而永恆的反抗應源自反抗背後所堅守的價值。若然因為要考慮成功與否，只朝著看似希望的同一出路，那這份希望就和命運浪潮一樣，一切又變回統一，反抗與順從變成同一型式的兩面，希望不再解放但是囚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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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我思考到要點做之前，我的身體就先向前奔去了……因為我見到你求救的表情。」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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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有一樣關於張崑陽的文我是認同的，絕不妥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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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.
Rage,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.” ——— Dylan Thomas 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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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反抗者
[2] 西西弗斯的神話
[3] 我的英雄學院
[4]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
